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海内海外名家谈，我是德国的仲维光。
我今天想跟大家谈一点感性的题目，就是在中共统治下无处不在的恐怖以及对抗它的方法。所有研究极权主义的专家们几乎一致都认识到，恐怖和谎言是极权社会的两个最重要的特点。中共用恐怖和谎言来统治社会，在最近这六十年来实际上没有任何改变。

我这样说是因为有一些人在一些舆论中说中共有所变化了，中共改革了，中共放松了一些，已经在许多方面有所改善了。实际上大家可以从恐怖问题里就能看到，今天的这个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和几十年前的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他们所改变的只是自己实行这些恐怖的行为方式而已。在采取恐怖行动方面，中共也是如此，只有方法的改变。

在这里我想跟大家举几个例子，大家实际上都能够看到。比如说台湾有一个李敖，他在台湾敢大骂国民党，但是他到了中国大陆以后，他自觉的就收敛了。这就是大家能够看到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恐怖和肆虐要远比国民党大上几百倍、几千倍。李敖现象实际上是心理恐怖的一个典型的案例。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说比如今天在香港出了一本《重读刘晓波》，但是编辑在约稿告诉我用我稿的信中没有一个编辑署名，这也可以看到中共对于中国人的这种威胁实际上不仅在大陆，而且存在于海外的每一个地方。大家还可以看到比如说许多法轮功学员在讲述他们在大陆被迫害的真相，在欧洲各国、在美国、在加拿大的街头向他们发一些传单说明的时候，很多大陆来的旅游团甚至连接一下这个传单的勇气都没有，还有很多人当面接起来，一转身就把它丢了。实际上这样的现象用不着法轮功学员去说，这些人应该稍微有一点思索、有一点思想的话就应该感觉到那个共产党的残暴，他们自己已经胆子都被吓破了。这些个不接传单的人难道不应该想想，人怎么可以这样生活？一个在这种情况下生活的人幸福吗？

这种恐怖行动我自己也亲身经历过。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自己的经历。我和我的太太都是被共产党吊销护照而不准我们回国的。共产党为什么对我们采取这样的行动呢？

采取这样的吊销护照的做法是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我们大家知道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当共产党觉得自己强大的时候，那个时候当它发现留学生思想有问题的时候，他就会把这个留学生绑架到使馆，然后送回国内去整治他。但是到了八九年以后，中共感到自己统治不稳了，于是他们在想制服海外学生的时候，让他们服服帖帖的时候，就只好间接地采取另外的一手，就是不给他们延期护照，使他们失去自己的身份，使他们不能够回到中国。这样一种手段实际上也是一种恐怖手段。

九二年我太太的护照被拒绝延长，为什么呢？只因为我太太在八九年以后在公开的媒体上谈过一些对于中共天安门大屠杀的谴责，另外我太太和我一起访问了台湾。当时的使馆拒绝给她延期护照的时候，就讲，你做了没有经过组织上批准的事情，你知道做些了什么，你必须得好好检查。当然如果我太太要是写了检查了话，也就是说被中共的套子套在了脖子上，以后这个套子就会做为终生威胁你的一种恐怖手段。但是由于我们已经生活在德国，我们已经在一个自由的社会，所以我太太拒绝写检查，为此她就失去了护照，整整有三年的时间她没有任何的证件。

而我为什么在九二年延期的时候恰恰就是过去了，到九七年二月才被吊销护照呢？因为在九二年我是在七、八月的时候，中国的所谓政策由于八九年天安门大屠杀造成的国际上对他们的制裁使他们稍微有些收敛，所以我在七、八月的时候就得幸过去了。但是到了九月，他们觉得他们现在又重新有了一些底气的时候，他们又开始重新收紧，所以我太太在九月、十月的时候延期护照就被吊销了。这个不同也可以让人们看到，任何一次中共的放松和收紧，都不意味着他有了什么实质性的变化，不过是他的一种临时政策的不同而已。

到九七年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护照被吊销了呢？因为在九七年二月邓小平去世前后，中共又经历一个非常紧张的时候。当时他们拒绝给我延期护照的理由也是说我说了不该说的话，做了不该做的事。我当时跟他们就讲，你们也说言论自由，我只是用言论表达了我想说的，你们为什么不给我延期？由于我的态度很强硬，因此使馆管这个的人倒是对我表示客气说我们实在是无能为力，这都是国内的人做的，国内的人说了算。这种拒绝延长到那个时候实际上已经作为当他们没有别的直接迫害你的办法后，采取的最后的一种迫害手段。

在九七年的时候，我母亲正好病重，病重以后我就无法回到国内，结果致使我母亲从九七年到零零年三年卧床不起，最后一直到去世，之前、之后我都没有能够最后见到母亲一眼。这实际上是中共拒绝延期我的护照在我心灵上，在我整个一生的经历上造成一种恐怖的一种痛苦的记忆。我相信很多的中国人都有我这样的经历，即使你没有直接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我相信你的家庭在过去多少年你去问问也都有过这样的恐怖经历。

这一点，我可以再从我们自身的例子来给您讲一讲。比如说我太太她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才十三、四岁，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因为所谓有历史问题就被关进了牛棚，结果十三、四岁的孩子就得独自在家，而且由于工资扣发造成了生活上一系列的困难。而且你可以想一想，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如果她的父母被关起来了，在她的心灵上造成了多少的恐怖？而她父亲在一九七二年的时候就去世了，在恐怖的文化大革命中去世了。那时整个一系列的迫害在她心灵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而且这些恐怖、担心、悲哀这些东西伴随她整个一生。人们也可以想见，她父亲去世的时候的心情，自己所有的孩子都在边远地区，刚刚成年的女儿在举目无亲的、贫困的农村……

对于我自己来说也是，我自己我的家庭没有经受过什么像其他人那样重大的迫害，但是实际上我也体会到恐怖一直伴随着这个家庭。到现在为止我不知道我的爷爷是干什么的，我不知道我的父亲在前几十年是干什么的，到底我们仲家家族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我都不知道。实际上我们仲家家庭是一个书香门第，但是我们的祖上他是孔子的学生，它有着一个非常悠久的历史，一直到我的上两代人。但是到了我们这代人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呢？就是家长怕这些事你知道了以后，你出去讲的哪一句话不慎，就会遭到迫害，遭到整肃，就会给整个家庭带来灭顶之灾。

因此实际除了这样一种整个家里关系不正常的恐怖以外，而在我心灵里造成更深层的毁灭，也就是我们这一代、二代中国人心灵里，我们实际上对我们自己那些以前家庭的传统，以前中国社会文化这些传统，在这种恐怖底下都已经断绝了。

而共产党利用恐怖来统治中国，来统治每一个角落，并不是自文化革命，自最近才有的。在它的历史上它是一贯使用这种恐怖手段。这种恐怖手段，大家知道在共产党建党初期有一个叫顾顺章的，他叛变了共产党。但是在周恩来的策划下就把顾顺章的全家都灭门了，全家都杀死了。为什么要杀死他全家呢？就是要造成一种恐惧，给其他的那些想要离开共产党的人看，让他们看你们的下场。顾顺章叛变，但是他家的其他人并没有罪责，这件事让人们看到人的生命对共产党来说，只是一个工具。所以他们可以随意地扩大杀屠。

共产党的这种恐惧实际上在延安的时候也是到处存在。当时在延安的时候有一些异议的知识分子，那种异议，说句实话吧也是非常有限的。而对这种非常有限的异议的知识分子，例如王实味这些人，在稍有风吹草动的时候共产党就立即把他们枪毙了。枪毙了一方面是要消灭这些反对派，另一方面实际上就是要给活着的人造成一种恐怖的心理。

这种恐怖心理在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在四九年以后，就更无处不在地在社会各个角落里存在着。而且共产党一直是利用这种恐怖来统治着民众。

例如在开始的时候的土改运动中，在三反、五反，在反右。这种恐怖还不仅包括对于那些所谓有问题人的整肃，还包括在对于这些人家庭的那种迫害。这种恐怖在家庭里造成了家庭中的夫妻反目、父子反目、母女反目，互相揭发。而这样一种恐怖就使中国人整天生活在一种提心吊胆当中，谁也不敢跟谁说心里话。在这样一种状态下生活的民众，几十年下来以后中国这个社会当然就彻底变得不正常了。中国整个这个社会就造成了人都不能够说真话，不能够说你的心里话。很多人甚至已经丧失了说实话的冲动与能力。这就更让我们看到，恐怖和谎言是极权社会这个统治的两个基础。

现在对于这个恐怖，我为什么要再次强调呢？就是因为人们对此还在随附，还在继续放纵共产党的这些做法。因为就是到现在为止共产党利用的还是同样恐怖手段。

从表面上来看，中国大陆好像是宽松了一点，好像是你什么都可以做了。但是实际上你做什么都还是在共产党的套子里头，如果你稍微走远一点的话，它就会用它的权力、用它的经济及其它的手段来整治你。这种无声的迫害和整肃甚至潜移默化的渗透到海外，甚至渗透到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

我刚才讲了，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在前五十年，在中国人的家庭里互相监督、互相揭发这样的现象，而这现象实际上是把共产党的恐怖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到今天为止这样的现象也没有去掉。这样的现象可以包括到比如说我刚才前面讲的，你出来旅游团有一个人敢于去拿一张传单的话，他为什么不敢去拿呢？因为他周围的人可能揭发他。这就是我说的，整个共产党的恐怖到今天为止，虽然形式上有所变换，但是实际上共产党的恐怖手段并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变换。

在这里我还要对你讲，你不要以为这个恐怖的东西没有到你身上你就可以袖手旁观，你就在今天甚至还可以悄悄的协助共产党来换取自己的好处。在这里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恐怖的东西、这个迫害随时随地的都可能到你的身上。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从顾顺章的灭门全家，从反右到文化大革命，到一九八九年，到九九年对法轮功的残酷的迫害，中共实际上一直是采取一种株连的方法。

今天中共的株连有所放松是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中共不想做了，而是因为很多的民众不配合它再这样做了。所以在一九五七年反右的时候，一个右派到哪他都感到非常的孤立。而共产党在那个时候也能够把它的这种恐怖更深的到社会每一个角落，去掌握每一个角落，延长到每一个角落。但是到了一九八九年的时候，在发生天安门大屠杀的时候，当时北京涉及了几十万人、几百万人到天安门广场去进行示威游行。在八九年以后有几年的时间共产党的恐怖行动就被迫有所收敛，为什么呢？就是民众不去配合了。民众不去配合就迫使它的恐怖不能够得逞。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民众能做的应该尽量去做的就是不去配合它。大家可以能够做的，我认为最低的限度就是保持沉默，就是你守住底线不去配合它，然后在可能的时候大家都去碰它那条红线。比如说一个旅游团当有人发传单的时候，如果大家都去伸手接，那么法就不治众了，那么最后这个恐怖也就能够随之被破解了。你至少保证在旅途中减少了很多的不必要的自我约束。

我可以和大家回来再讲最初那个例子，就是我们自己护照的延长被拒绝问题。在八十年代初为什么中共就能够采取那种把你胁迫回国来迫害你，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对中共没有认识，都来协助它。而到了九十年代，到了现在，为什么中共采取把我们屏蔽在中国社会以外，甚至在中国社会里有异议的人士把他们轰出来呢？就是因为现在民众觉悟了，民众比以前不听话，不来配合它的恐怖行动了。

另外我还要跟大家强调的是，不要以为你的顺从中共就能够使得中共放松了对你的迫害。不一定，到什么时候中共这种恐怖行动就会延伸到你的身上。这里我可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最典型的就是中共自己的领导人里的一部分，这些人里在一九四九年以前有很多，在一九四九年以后例如高岗、饶簌石、刘少奇、彭德怀，包括文化大革命戚本禹、王力、关锋、姚文元这些人，他们曾经是中共恐怖手段的制造者。但是在中共政策一旦有所变化的时候，他们就成了恐怖手段的牺牲者，而且对于他们的残酷性并不比对别人更减轻，甚至更要加重。大家都知道刘少奇的遭遇就是这样一种遭遇。

另外一个也不要以为你说共产党的好话了你就会逃脱共产党的这种恐怖。这里我可以给大家也举几个例子。例如说一些民主党派，那些在四九年以前或者以后曾经协助共产党，说共产党好话的人，以为共产党就能够给他们好的结果的人，最后在稍有不慎的时候就受到了共产党的整肃。在五七年反右的时候章伯钧，我们大陆的人士都知道他的女儿章诒和写过一本《往事并不如烟》。那里谈到很多的右派，实际上那些右派在过去都是共产党的朋友，在过去他们帮助共产党干了很多事情，他们甚至帮助共产党贯彻了共产党那种恐怖。但是一旦在某些方面和共产党产生了抵触的时候，那么大家就可以看到他们马上就沦为共产党的阶下囚。章伯钧最后当然他是比别人稍微好一点，就是还没有彻底的被下放到、流放到边疆去，但是章伯钧也是一下子从天上掉到地下。

我还可以给大家举另外一些例子。就是这些年里所谓异议人士中也有一些人始终在和共产党在眉来眼去，以为这样的话共产党就会把他们放过去，来打击那些最反共的人，最不买共产党账的人，如高智晟这样的人，让共产党集中精力来残酷迫害这些人。但是事实上是如何呢？大家可以看到一些跟共产党眉来眼去的异议人士最后也没有落好下场，例如现在在监狱里关着的刘晓波这样的一些人。所以实际上大家要知道，共产党的恐怖行动不仅是在你我身上，也在各种各样的各类人的身上。

这里我可以跟大家讲，就是对于共产党的恐怖行动，大家切切要注意，共产党在今天有时候是可能好话说尽的，但是实际上共产党永远是坏事做绝。

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了一篇有关以前的京剧大师马连良的一篇东西，里面讲马连良在最后死的时候反复重复了一句话，就说：共产党怎么说话不算数啊？这句问话我觉得极为深刻！实际上是在问苍天，实际上也是在问自己，共产党怎么说话不算数呢？

这里大家可以回来想一想，共产党什么时候说话算了数了？共产党什么时候也没有说话算过数！共产党从来都是利用这种出尔反尔，利用这种残酷手段来制造各种恐怖行动，来迫使你屈服。我觉得大家在认清这个恐怖行动的时候，一定要认识到，你怕它也罢，你不怕它也罢，共产党一定会对你采取恐怖行动。而你要想从这个恐怖中解脱的办法就是采取各种办法对抗它。如果大家都起来的话，在所有可能不损害到自己，又能够不配合它的地方对抗它，我觉得这个恐怖行动就能够破解了。

而且我这里还要跟你讲一句，在共产党那些国安里，他们只有在对那些吃他们恐怖行动的人，就是说吃这口东西的人他们才会施加恐怖；而跟那些不吃这套的人，他们就会想另外的办法。所以大家起来抵抗国安这些恐怖行动的作法，迫使他们去采取另外的办法，然后在这种迫使当中，最后我相信这种恐怖也会化解。

这个就是我这一辈子的经历，经历了将近六十年在共产党这个社会中，虽然我刚才讲了他的恐怖依然渗透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例如我刚才讲的旅游团的人不敢接传单，神韵演出在海外的人也不敢去看，做买卖的人也不敢接触海外这些异议人士和海外的那些不同信仰的团体。但是六十年来的历史使我看到共产党的恐怖还是在节节败退，这个节节败退就是大家可以回头想想在五十年代人们是什么样子，在六十年代人们是什么样子。在几十年里的变化实际上就是人们不买共产党账的变化。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我来说的话，就是说我们大家都要起来抗争这种恐怖才能战胜这种恐怖，而只有战胜这种恐怖，我相信才使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能够逐渐进入正常生活的一个正确的轨道。

在结束这篇谈话的时候我想再更为具体、感性地回到眼前的问题。四月五号是清明节，我自己因为没有护照还不能够回到大陆。当然如果我去申请签证也许会给我签证，然而这肯定是有条件的，我绝对不会接受中共的条件。所以暂时我无法回去，我想总有一天我会回到大陆。为什么我有这样的信心，这里我想对我的同胞们说，我刚才讲了六十年来中共的恐怖，按照前三十年的恐怖那么我今天死十个过也死过了，但是今天我能安然的生活在海外，能够还享受自由的空气，能够有希望一天回到北京给我母亲扫墓的那一天。能够有这个希望，就是因为六十年来大家在不断对抗共产党这个恐怖的时候，人们从各个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这些努力有的是直接的，有的是间接的。直接的例如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运动，那个学生运动使得中共暴露在全世界人的面前，使得全世界的人起来保护中国海内海外的学生，所以很多海内海外的学生得以留在海外也，也有很多人从此也得以再回去做买卖，能够来回进出。

另外再就是九十年代以后，很多人在起来抗争中共，这样的人起来越来越多。所以中共在今天来说，对于很多不买他们账的人，他们虽然也想像反右、文化大革命那样整肃他们，但是已经绝对不可能像以前那样了可以肆无忌惮，恣意而为了。

所以最后在结束这篇谈话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不要畏惧中共。当然我也不是说你往刀锋上去撞，你以头撞它那个硬石头。而是采取必要的策略、必要的措施，不买它的账。你不买它的账的方法有很多，比如说你出来不受它这种束缚，你去接受一个传单，你去传播一个真相，你去听一首非党文化的音乐，你去唱一首非党文化的歌，这都是对抗它的方法。我认为对抗它的人多了，大家在大陆也能够看到，如果维权的人多了，那么中共这个恐怖就会慢慢的消散。所以如果您屈服于它的恐怖，那么这个恐怖就会加剧；如果您不屈服它的恐怖，那么这个恐怖就会在大家的对抗之下慢慢的消散。

好，在清明节之前跟大家谈这个题目，只是希望我们中国人在明天能够回到我们自己传统的家庭，能够享受我们自己应有的亲情之乐，能够正常的祭祀我们的祖先，能够使我们的父母安眠于地下，也使我们的子女不再生活在恐怖之中。

今天我就谈到这里，听众朋友们下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