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宣傳馬恩列毛的偉大





在確立了無神論和唯物論兩大黨文化的理論基石之后，通過全面否定神傳文化，黨文化的體系就“萬事具備，只欠東風”了——民眾在信仰上形成了一個空白，共產黨一定要造出自己的“神”，注入到民眾的思想中去，填補這個真空。正是通過這種造神運動，共產黨這種政教合一的邪教組織體系全部完成，畫“神”點睛之后，反天反地反人性的黨文化就終于活起來禍害人間了。



盡管中國歷史上也出現過如“黃巾軍”、“太平天國”之類政教合一的政權，然而這些政權都沒有統一中國，更沒有把他們的教義推廣到其組織之外。而中共是唯一奪取了全國政權，并用暴力手段強迫人接受其教義的“政教合一”的組織。其教主就是中共在各個時期的最高掌權者。在“偉大領袖毛主席”之后，還有過兩年的“英明領袖華主席”。造神詞匯永遠被用來修飾共產邪教的教主。因此相繼成為“革命導師”的馬恩列毛就是理所當然的造神對象。他們被冠以“解放者”或“救世主”的榮譽，捧上神壇。



神是全知全能，不犯錯誤的。中共在造神過程中也在樹立自己“偉大光榮正確”的形象。因此，中共最高領導人如果在位的話，是不可能真地認錯的。因其權力的合法性來源就在于他的“一貫正確”，一旦認錯，就會造成合法性的喪失。而在另一方面，人不是神，不可能不犯錯誤，此時撒謊就成了必不可少的辦法。



造神中完全否定任何超自然的存在的另一個辦法，就是偽造歷史。舉毛澤東為例，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狼奔豕突，四處逃竄。這一場失敗大逃亡，在共產黨的教科書中被宣傳成了“北上抗日”。明明是在“九一八事變后”三個月，毛澤東就在井岡山成立了分裂國家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到了西安事變的時候，卻成了“逼蔣抗日”的英雄。這種對歷史的偽造給毛澤東套上了“民族英雄”的光環。



廬山會議上彭德懷挑戰毛澤東左傾冒進和浮夸。這種對共產黨領袖的挑戰一旦成功，“造神運動”就會失敗，如前所述，會直接挑戰中共的執政合法性問題。因此，毛周等人在發動對彭德懷的批判后，更加失去理智的宣傳“躍進”，直接導致了從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那一場人類歷史上最大的饑荒。



中共不但通過文字，還動用戲劇、電影、歌曲、音樂等形式造神，用語錄歌、忠字舞造神、用“早請示、晚匯報”造神，用敲鑼打鼓歡迎“最高指示”造神。時至今日，中共仍然在用“反復學習”、“深刻領會”、“貫徹實施”、“抓好落實”之類的宣傳，對待江澤民或胡錦濤的“重要講話”，實則為對現任領導的造神運動。



無神論的推行來自十九世紀的進化論學說(進化論的謬誤將在稍后的章節中述及)。所謂“唯物”并非完全否定精神的力量，而是否定超越人類之上的一切存在，即神的存在。



至此，來源于信仰經典的道德標準，包括東方佛教中的善、道家的真、儒家的“克己”與“和為貴”、西方的摩西十誡等等全部失去了依托。于是，道德標準變成了“人”們可以不斷改變的行為準則。



共產黨社會中，價值觀和道德的解釋權落到了最高統治者手中，一切與中共價值觀抵觸的普世道德，都可以輕易被中共扣上偽道德、封建殘余、資產階級人性論等等各種帽子，而后中共自己再站在解釋道德的制高點，冠冕堂皇地進行批斗鎮壓。



既然中共“偉光正”，一切“黨文化”就必須歌頌這種“偉光正”。然而另一方面，中共又是一個血債累累、邪惡至極的邪教組織。在失去道德坐標的情況下，歌頌共產邪教“偉光正”的文化，可想而知，會給人的道德造成什么樣的混亂，會對社會風氣起到怎樣惡劣的導向作用。



在中共的宣傳中，馬克思不僅僅是革命家、哲學家、科學家，而且是一個道德上的完人。然而實際情況卻遠非如此。1843年貴族小姐燕妮嫁給了25歲的馬克思，還帶來了陪嫁的女仆琳衡。一向對“剝削”假裝深惡痛絕的馬克思，不但心安理得地花著當資本家的恩格斯“剝削”來的錢，無償占有著女仆琳衡的勞動，并強占琳衡的身體在1850年產下一個私生子。當時，燕妮因為此事和馬克思吵得不可開交，于是馬克思把眼光投向了老朋友兼單身漢恩格斯。為了“共產主義者同盟”的聲譽，要恩格斯替罪，私生子用恩格斯的名字命名，由恩格斯寄養在工人之家。吃了啞巴虧的恩格斯臨死之前得了喉癌，不能說話，在一個紙盤上寫下了：“亨利．弗來迪是馬克思的兒子，圖西把她的父親理想化了。”弗來迪就是馬克思的私生子，而圖西是馬克思的女兒。這段丑事，現在已經在東德的博物館里展出了。



2004年6月的《歐洲神經學學報》（The European Journal of Neurology）上披露，三位以色列醫師參考歷史資料得出結論：列寧在領導1917年的10月革命之前，就在歐洲感染了性病梅毒，并終于在1924年斃命。所參考的歷史資料包括列寧在歐洲和蘇聯的治療醫生的記載、列寧的健康狀況材料及被研究者稱為“政治宣傳”的驗尸報告。研究者之一的精神病醫生勒納（Vladimir Lerner）對紐約時報記者說：“如果你消去列寧的名字，而把其癥狀拿給任何一位精通傳染病的神經學家看，他會說，‘梅毒’。”



中共黨員在文革以前似乎都是禁欲主義者，但毛澤東有三個老婆當無疑問：楊開慧沒有死，就娶了賀子珍；還沒有與賀子珍離婚，就娶了江青。1994年，在毛澤東身邊工作了二十二年之久的李志綏出版《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一書，披露了毛澤東縱情聲色犬馬、糜爛透頂的生活。書中提到毛“一貫以女人為玩物”，征召大批美麗、年輕的女孩入宮，“女人像上菜般輪番貢入”。



毛澤東的衛士宣稱毛在大饑荒的時候不吃肉，以示和人民同甘共苦。而事實上毛在大饑荒已經發生的1959年，指示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為他修建了滴水洞行宮，其代號為“二○三工程”。從1960年下半年啟動到1962年，建筑面積共3638.62平方米的一、二、三號主體工程連同韶山沖至滴水洞公路，同時竣工，耗資1億。這些金錢如果購買糧食，湖南省就不會在那三年中至少餓死150萬人。



共產黨領袖的荒淫生活當然不會僅僅局限在縱欲方面，其權謀、冷酷、驕奢淫逸因為缺少信仰約束、道德約束、媒體監督，所以利用國家權力行起惡來，其后果就極具災難性。且其低下墮落的品質所起到的示范作用，帶動社會道德急速下滑。



“造神”成為個人獨裁的基礎，因為神不會犯錯誤，共產黨的領袖也自然要被裝扮成真理的化身，其他人只要盲從就可以了。于是“一言堂”被合理化，一個大腦代替了 幾億大腦，災難性的后果得不到糾正。獨立思考變成了一件危險的事情，因為可能會得到中共不想讓人得出的結論，于是人們隨大流、跟風等等，自己的人生自己不 做主。一切問題唯中共馬首是瞻，或等待組織決定。



造神的另一個后果，就是許多人在被迫害很嚴重的時候，仍然“相信組織相信黨”。當信神者被迫害時，他們可以對著心中的神去祈禱，寄希望于神的公義，而無神論者被迫害時，他們無法尋找更高的道德權威，而陷于一種孤立無援的境地。此時人只好自我安慰說：中央是好的，“組織上會搞清楚的”。這種自欺欺人，也是中共自我神化的結果。



有神論者遇到困境時，會祈禱，甚至到寺院道觀中燒香許愿。無神論者無處可去，于是“有困難，找組織”，希望黨來解決問題，卻不知黨才是問題的真正制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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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奪取政權之初即壟斷媒體和教育，以一言堂的方式灌輸“無神論”和“唯物論”，對傳統信仰進行取締、歪曲和鎮壓，對知識份子進行思想改造，對傳統文化進行多方抹黑，貶成“封建”、“迷信”，一概罵倒，操縱暴力機器消滅不肯服膺于黨文化的出家人或知識份子，或者利用切斷生活來源的方式脅迫反對方臣服，再通過個人崇拜的造神行動填補人信仰需求的真空。在中共眼里，認同哪一種文化，并非是一個學術問題或單純的觀點問題，而是政治問題、階級立場的問題。至文革后期，黨文化終于磨礪成熟，對傳統文化的系統性替代也達到了中共希望的程度。劣幣驅逐了良幣，新生一代都在黨文化教育中長大，對正統文化和觀念更是懵然不知



（希望之聲粵語台，大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