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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妇女联合起来！”
通天文摘 – 当今人世，君知多少？
（四十七)把社会按照某种方式划分为受压迫者和压迫者…
女权运动是共产邪灵利用来破坏家庭的另一驾轻就熟的工具。早期女权运动（也称第一波女权运动）18世纪发端于欧洲，主张妇女应当在教育、就业和政治方面享有与男子同等的待遇。19世纪中叶，女权运动的中心从欧洲转向美国。
第一波女权运动发生时，传统家庭观念的社会基础依旧强盛，这时的女权运动并不主张直接挑战传统家庭。当时影响力显著的女权主义者，如18世纪英国的玛莉‧乌丝东奎芙特（Mary Wollstonecraft）、19世纪美国的玛格丽特‧芙乐（Margaret Fuller）、19世纪英国的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都主张一般女性婚后应以家庭为主，女性的潜能主要是在家庭领域里发展，女人充实自己是为了家庭（如教育子女、管理家政等）；而那些特别优秀的特殊女性，应该不受任何阻碍，自由发挥她们的才能，甚至和男性一较长短。
20世纪20年代后，随着妇女选举权获得各国法律承认，第一波女权运动渐趋平静。此后随着大萧条的冲击和二战的影响，女权运动基本偃旗息鼓。
与此同时，共产邪灵也早早埋下了摧毁传统婚姻家庭和性道德观念的种子。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在19世纪就为现代激进女权运动奠定了方向。被称作女权主义之父的傅立叶宣称婚姻把妇女变成了私有财产，欧文把婚姻诅咒为“邪恶”，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被一批女权主义者继承并发展，如19世纪女权主义者莱特（Frances Wright）继承了傅立叶的思想，主张实现女性的性观念自由。英国女权活动家惠勒（Anna Wheeler）继承了欧文的思想，激烈谴责婚姻把女人变成了奴隶等等。同时，社会主义女权活动者也是19世纪女权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法国最有影响的女权刊物，如法国第一份女权主义日报《妇女之声》（La Voix des femmes）、《自由妇女》（La Femme libre ，后更名为《妇女论坛》）、《妇女政治》（La Politique des femmes）、《妇女评论》（La Politique des femmes）等，其创办者或是圣西门乌托邦主义者（Saint-Simonian），或是傅立叶的追随者。由于当时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紧密联系，遭到当局严厉审查。
我们看到，当第一波女权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的同时，红魔也同时安排了各种激进思潮冲击传统家庭、婚姻观念，为随后到来的更加激进的女权运动作了铺垫。
第二波女权运动始于上世纪60年代末的美国，随后波及到西欧及北欧，并迅速扩展到整个西方世界。60年代末期的美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动荡不定的时期，伴随着民权运动、反越战运动，各种激进的社会思潮纷纷抬头。女权主义趁机以更激进变异的面目出现并风行世界。
奠定这一波女权运动第一块基石的是1963年出版的《女性的奥秘》，以及该书作者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发起成立的全国妇女组织（NOW，the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该书作者从一个郊区中产阶级家庭妇女的角度，激烈批评女性的传统家庭角色，认为传统的快乐、满足、幸福的家庭主妇形象是所谓“父权社会”塑造的迷思。她认为中产阶级的郊区家庭是“美国妇女舒适的集中营”，受过教育的现代妇女应该跳出满足于相夫教子的成就感，在家庭之外实现真正的自我价值。[20]
数年后更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主宰了全国妇女组织，继承并发展了弗里丹的女权思想。她们认为女性自古以来都是被父权文化所压迫的。她们将“家庭”归结为女性受到压迫的根源所在，并主张彻底变革社会制度，彻底变革传统文化，在经济、教育、文化、家庭诸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斗争”，实现女性的“平等”。
把社会按照某种方式划分为受压迫者和压迫者，从而鼓吹“斗争”和“解放”、“平等”，这正是共产主义的核心要旨。传统马克思主义以经济地位划分人群，新女权主义则以性别划分人群。
事实上《女性的奥秘》的作者贝蒂‧弗里丹并非如书中所暗示，是一个厌倦家庭琐事的中产阶级郊区家庭妇女。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的教授霍热维茨（Daniel Horowitz）于1999年写了传记《贝蒂‧弗里丹及其〈女性的奥秘〉的出笼》。他的调查揭示弗里丹从大学时期到上世纪50年代，一直是激进的社会主义活动家，曾先后担任几家由共产党主导的工会组织喉舌报刊的专业记者，霍热维茨并找到她当年写的这些文章。她在伯克利加州大学期间加入共青团，并两次申请加入美国共产党，但美国共产党没有接受（因其党外身份更能发挥作用）。她自己授权的传记作者朱蒂‧函妮斯也不讳言她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21]
美国学者凯特‧薇根特（Kate Weigand）在《红色女权主义》一书中指出，实际上女权主义在20世纪初到60年代的美国并没有沉寂。包括安东妮（Susan Anthony）、弗来克斯娜（Eleanor Flexner）、勒娜（Gerda Lerner）、米拉姆（Eve Merriam）等等一大批有共产主义背景的红色女权主义作者，在这一时期为随后到来的第二波女权运动进行了多方面的理论铺垫。安东妮早在1946年就运用马克思的分析方法，以白人压迫黑人作类比，指出男性同样压迫着女性。只是由于受麦卡锡反共影响，共产主义臭名昭著，她们从此闭口不谈自己的红色背景。[22]
在欧洲，法国作家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以代表作《第二性》引领第二波女权风潮。波伏娃早期是一位社会主义者，1941年她与共产主义者、哲学家保罗‧萨特及其他作家一起创建了法国地下社会主义组织“社会主义与自由”（Socialisme et Liberté）。随着60年代其女权主义声名鹊起，她宣称不再相信社会主义，只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
她主张“女人不是生成的，而是形成的”，鼓吹虽然性（sex）是由人的生理特征决定的，而性别（gender）则是在人的社会性的影响下后天所形成的一个自我认知的心理概念；认为女孩顺从、乖巧、爱撒娇、富于母性的“女性气质”全都来自后天的“父权社会”精心设计的“神话”，为的是维持“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她主张女性冲破传统理念，实现不受约束的自我。这种思想实际为同性恋、双性恋、变性等等各类变异观念提供了温床。此后各类形形色色的女权思想层出不穷，基本都继承了女性不平等来自于传统“父权社会”的压迫。因此对女权主义者来说，传统家庭婚姻观念是实现女性平等的主要障碍。[23]
波伏娃认为婚姻让女人受制于丈夫，“同妓女一样令人恶心”。她同萨特保持终身情人关系而拒绝结婚，与此同时她也和其他男人保持“偶然的爱情”，同样的，萨特也拥有几位其他女人的“偶然的爱情”。她的婚姻观是当代激进女权主义者的主流态度。事实上，这种复杂混乱的性关系正是乌托邦共产主义先行者傅立叶19世纪所设想的公妻制。
选自《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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