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否定傳統文化

正如緒論中所描述的那樣，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半神文化。神傳文化反映在中華文化的諸多方面，也深深扎根在民間生活當中。在世俗的另一半中，中國人把社會倫理作為一種信仰，忠孝仁義，是確定道德高下品德高低的最重要標準。

在中國，不忠不孝不仁不義，足以使單個的人無法在社會中繼續存在。詩經《周頌》有云：維天之命，于穆不已。上天的命令，永遠是非常地嚴肅。在中國古代，神靈常以具名和不具名的形式，隱藏在“天”的后面，中國人堅信，道德和世俗生活的最終裁判者，無疑是“神”。

在佛教傳入中國之后，中國民間遂逐漸堅信天堂地獄和輪回轉世、善惡有報。這些觀念和中國人對倫理的堅持形成一個共同的價值基礎，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

中國文化中更為重要的部分，由中國傳統知識份子承擔。這一部分，以歷史作為鑒往知來和預知盛衰興替的基礎。世界上從來沒有任何一個民族像中國人那樣重視歷史。從中華民族創造文字之初，記述歷史就成了歷代最重要的工作。造字的倉頡就是軒轅黃帝的史官。春秋亂世，齊國的伯、仲、叔、季四位太史中有三個被殺了頭，只為了寫下一句真話：“夏五月乙亥，崔杼弒其君光。”竹簡寫字十分不易，司馬遷硬是在受了宮刑后，藉著昏暗的油燈在竹簡上寫了五十多萬字的《史記》。自漢代以降，“隔代修史”的傳統使中國成為世界上唯一有著連續而準確的信史的國家。

歷代修史之人都為當時之大儒，要求兼備“史學、史識、史才、史德”。記事之后常有“太史公曰”或者“臣光曰”之類的評論，這類評論體現了作者站在儒家觀點上對一件事情的是非評斷。因此，中國的史書不僅僅記錄了真實的歷史事件，也不僅僅是包括了當時的官制、天文、地理、水利、商業、兵法、音樂、科學等方面的百科全書式的著作，其中更包含了修史者所抱持的儒家道統。

這種儒家的歷史觀承載了厚重的中華傳統文化，也是中共一開始就要立即消滅的對象。而共產黨消滅中國文化的一大武器，是歷史唯物主義。

歷史唯物主義將歷史的發展解釋為“階級斗爭”的結果和生產力及生產關系矛盾的結果，并“預言”無產階級將在與資產階級的斗爭中建立政權，而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自然就成了掌權者。按照這種階級分析的方法，古代帝王和知識份子無論作過多少好事，因為代表了剝削階級，所以都應該受到否定和批判；而暴動造反者，無論他們殺害了多少人，奸淫了多少婦女，因為他們是無產階級或被壓迫者，所以都受到鼓吹和贊揚；而歷代為民請命的清官，卻被中共認為緩和了“階級矛盾”，延續了所謂地主階級的統治，而受到比那些無惡不作的貪官更嚴厲的批判。

中國人相信“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以及“善惡有報”，認為富貴名利都是因前世今生的所作所為積下的因果。無論是富貴還是貧窮，“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因此并不存在共產黨“階級斗爭”史觀所灌輸的“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

中國傳統文化是一個包容的文化，儒釋道三教并存，儒家學說中，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并存，道教中南方的正一教與北方的全真教并存，佛教的禪宗、凈土、天臺、華嚴等不同的宗派并存，乃至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東正教、猶太教、回教等也都和中國文化和睦相處。這都顯示出中國人海納百川，以和為貴的精神。在中國從未發生過不同宗教之間的戰爭，和宗教內部不同教派的戰爭。

這種包容思想與中共的斗爭思想截然對立，因此是必須消滅的對象。
中共并非為“斗爭”而斗爭。這里至少有兩個目的：人們在互相的斗爭中失去信任，變成一盤散沙，便于中共控制；更重要的是，中共耍了一下趙高“指鹿為馬”的權術。承認“指鹿為馬”的趙高可放心重用；沉默不語的人顯然良心未泯，趙高要加以排斥；反對者都被趙高殺掉。然而，趙高的“指鹿為馬”只是宮廷權術，而中共的“指鹿為馬”卻成了強迫全民參與的“大眾文化”。

如“土改”、“鎮反”、“工商業改造”、“戲劇界的改制改人改戲”等諸多運動，都是一次次“指鹿為馬”的檢驗。每個人都必須參加、必須表態。在非此即彼的二元世界中，不跟中共站在一起的就立即成為斗爭對象。

道家崇尚“真”，佛家以修“善”為本，孔子主張“仁”與“信”。而共產黨的歷史就是“假、惡、斗”的歷史。按照中共1987年通過的檔案法第十九條規定，一般檔案超過三十年即可解密，普通公民皆可查閱，然而中共至今仍不敢開放涉及抗日、內戰、鎮反、土改、大饑荒等歷史檔案、不敢公布毛、周與斯大林簽訂的中蘇密約，無非是害怕用謊言掩蓋的罪惡曝光而已。

唯物主義對于精神領域顯得非常蒼白無力。其中“美”就是一個例子。雨后的彩虹，夕陽下的晚景，在唯物主義中只能被分析成為電磁波的不同光譜；愛情，被歸結為人類自身荷爾蒙的變化；人類的高貴情操，則被理解成瑣碎庸俗的小恩小惠。

從本質上來說，任何的人性美好都是共產黨統治的障礙，以至于中共發明了一個常含負面意義的詞匯——“人性論”。黨員需要以“黨性”壓過“人性”，對于普通人來說，“人性”也是革命不徹底的表現。

在中共的文藝宣傳中，曾經高舉“禁欲主義”的大旗，否定愛情、否定家庭。但最近十多年中共已經從“禁欲主義”進行了180度的大轉彎，變成鼓勵“縱欲主義”。這些看似與中共以前的做法互相背反的政策，卻出自于同樣的原因——過去讓人禁欲的目的是為了讓人效忠共產黨，讓黨性高于家庭、高于人性；如今共產意識形態破滅，中共鼓勵人沉迷于黃賭毒、一夜情、包二奶，則是為了淪喪人的道德，在縱情的享樂中無暇反對共產黨。這樣的“左右互搏”在中共的統治歷史中比比皆是，背后維護中共統治的目的則一以貫之。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家庭倫理，這種家庭倫理關注的是親情，是仁愛。在共產黨的宣傳中，則是以階級感情來取代親情和友情。如李玉和所唱“人說道世間只有骨肉的情義重，依我看階級的情義重于泰山”。所謂“親不親，階級分”。互相成為“同志”者，即成為革命大家庭的一員，反之則是堅決鎮壓的對象。是“同志”還是“敵人”，簡單的二元對立關系劃分了一切社會關系，凌駕于親人或朋友關系之上。當階級斗爭需要時，父子反目、夫妻成仇，用檢舉、批斗、毒打自己的親人來表示自己階級性強于人性，向黨表示效忠。

在中共的宣傳中，“咬住仇，咬住恨，嚼碎仇恨強咽下，仇恨入心要發芽”，類似的歌詞充斥中國。仇恨是共產主義的動力之一，也是一種更為重要的共產主義情感，仇恨的反復灌輸成為中共各種群眾運動的動力所在。人類普世的同情、關愛、善良等等，因此成為共產主義天然的敵人，必須加以鏟除。


（希望之聲粵語台，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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