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憲宏：看到林牧先生和牟傳珩先生你們的「新文明理論的討論通信」，相信很多中國的青年，很多關注中國前途的人都會非常注意這種新的發展。我在這裡講台灣過去二十年的發展，我也用大致上很像你的「新文明理論」的思維，所以我把它說一下，向你來討教，牟傳恆先生您怎麼評論。其實講穿了，台灣過去二十年整個民主過程，從專制獨裁一直走到民主過程，就是六個字：「衝突、妥協、進步」。不怕衝突，可是勇於妥協，追求進步。
牟傳珩：對。
楊憲宏：不怕衝突，就是該衝突就衝突，可是衝突的過程裡頭，一直在尋求能不能妥協，勇敢的去妥協。然後，為什麼妥協呢？因為進步。就是：「衝突、妥協、進步」。
牟傳珩：對，很好，你這個概括是非常非常經典的一種概括。我們的意思和你有的非常非常類似。所以我們講：「為了共同妥協而鬥爭」。首先是鬥爭，鬥爭才能達到力量平衡。力量平衡了以後，才能為妥協創造條件。
楊憲宏：才找到妥協點。
牟傳珩：否則的話，一種力量壓倒另一種力量的話，它不會達成妥協的。妥協是在雙方都無法吃掉對方的條件下才有可能的，所以說你這種概括是非常經典的。
楊 憲宏：台灣的民進黨一九八八年創黨，為什麼在它創黨只不過是十二年後，公元兩千年取得政權，完全走的是衝突、妥協、進步，衝突、妥協、進步，不斷的滾動，我們稱為寧靜革命十二年。「寧靜革命」的意思就是不用流血，不搞血腥，不搞休克性療法。搞的是讓對方在輸的過程裡頭，也必需承認他們的確需要反省，所以輸了。所以國民黨在這個過程裡頭，為什麼某種程度還得到台灣人民相當程度的讚揚？就是當他在兩千年輸的時候認輸。他們當時的國民黨主席李登輝先生，雖然很多人對他有各種不同評價，可是在兩千年他願意交出政權，而且安排民進黨在這時候……。因為在這個轉接政權的過程裡頭，我剛好是在新聞的最前線，所以每一個細節，包括李登輝前總統跟陳水扁總統之間，在兩千年三月十八到五月二十，這個是可以說是台灣最危急的幾個月的時間，幾個禮拜時間，我們幾乎每個細節都做了採訪。因此相當程度蠻佩服當時候的李登輝前總統。他內外交逼，因為他變成是一個失敗者，國民黨政權五十五年在他手上輸掉了，所以他被迫辭去國民黨黨主席。可是我們看到他如何把軍權移轉到當選的陳水扁總統身上，如何去做財政、金融，還有情治系統的整個權力轉移。他在那兩個月裡頭全部做完，而且是心甘情願做。甚 至於到最後被後來的連戰先生跟馬英九先生，還有宋楚瑜先生誤解說，他根本就是在培植民進黨，他也擔了這個歷史罵名。可是他真正做到了，他在生前從總統的位置下來。我訪問過他，他一直認為，他這一個妥協，是為了台灣整體的進步。所以他在衝突的過程裡頭，他輸掉了，他認輸，所以他找到妥協點，他找到進步的方針。其實兩千年對台灣來說，真的是一個在歷史上還沒有完全解釋的一年。我因為看到牟先生您的「共同妥協、全民和諧、民主無類、雙勝都嬴」，這其實是需要歷史解釋的。否則像李登輝先生，現在兩岸很多人都罵他，他也默默承受。在歷史上像這樣的人不多，其實是很少見的。我講這一段給牟先生一點參考，算是台灣經驗的一部份，是蠻重要的歷史觀點，很符合您的新文明理論，非常符合。我在你們的討論通信裡頭看到，林牧先生曾經說過，「我的政治觀點不是在學院裡頭形成，而是在政治操作中形成，在極權的體制下站在開明領導人一邊，同頑固的獨裁者作鬥爭形成的。」這一段話我看了也很有感受。這是民進黨，還有李登輝先生，都是在國民黨的專制獨裁體制下，他們願意站到開明領導人的這一方，才能形成一種我剛講的「衝突、妥協、進步」，因此台灣的民主可以有成功的機會。牟先生您自己則說：「我自己是身為布衣，堅持二十年民主人權鬥爭實踐中不斷探索反思，特別是把握社會發展趨勢，注重研究當代的國際風雲變化過程中逐步形成的理論觀點。」當然，林牧先生已經往生了，我們沒有機會問到他。我們請教牟先生，像這樣的觀點很有意思，而且也非常具有未來感，這是一個未來思考。你怎麼看現在整個世界，就是您講的世界局勢風雲變化在逐步形成一種不但是系統理論，其實也是實踐的。你看中國的發展，在這個路上，你也看到他一些變化，你怎麼評價呢？
牟傳珩：我覺得，今天的時代已經是一個「後對抗」的時代。因為兩極對抗時代結束，也就是「後對抗時代」序幕的展開。因為它反映了的整個人類劃分陣線、劃分你死我活的帷幕已經解除了，那麼後對抗時代的到來。「後對抗時代到來」的特徵，是人們放棄對抗哲學，轉而尋求經濟上的合作和政治上的合作。在這樣一個的歷史條件下，共同妥協就要逐步的走向歷史的前台。就像你剛才講過，台灣的李登輝先生很值得尊重，這也是我在「新文明通信」當中肯定的。我說：以台灣為例，不就是執政者選擇了「共同妥協」的這個歷史的選擇嗎？也就是對李登輝先生這樣的歷史貢獻做出的一種肯定。另外一個角度講，在蘇聯的戈巴喬夫，也是走向妥協的一個時代性的代表，這個在我的「新文明理論」當中也談到這個問題。剛才我說，你總結的「衝突」、「妥協」到「進步」這六個字，總結得非常的經典，那麼我也可以總結我的理論的重點，就是「鬥爭、妥協、共贏」，這也是跟你們台灣的經驗完全相符合的。這不是一個屬於個人見解的高低，和理論上的發現，而是時代本身作成了歷史的選擇。是時代選擇了這樣一條道路，而不是我們哪一個人杜撰出來的一條道路。
楊憲宏：雖然「會不會發生」是歷史偶然，可是「這條路」是歷史必然。
牟傳珩：對！
楊憲宏：這是非常有意思的討論。看起來吊詭，其實是它在混沌中自有秩序。我們回顧您的討論有一個要點，林牧先生跟牟傳珩先生都認同，我們剛講的「妥協、雙嬴」是民主社會價值，反對來自政府或是來自民間的一切暴力行為、恐怖活動。不過在中共極權統治之下，中國民主的發展，看起來是不太可能只有民主運動人士單方面的妥協，因此要有一個策略去落實的問題。中國民運人士目前仍存有一些困惑，就是還是有不少人沒有耐心，主張應該採取激烈的手段來推進中國民主發展。你跟林牧先生的這次討論，是不是仍然值得目前關心中國民主運動前途的人，進一步來思考這樣的問題呢？
牟傳珩：這是一個非常嚴肅而且非常緊迫的問題。因為中國大陸現實矛盾的激烈程度正在不斷的加大，全體國民這樣一種焦慮心態是在不斷的加大。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舊的矛盾解決不了，新的矛盾產生不少。因此很容易給一些激進的，或者一些帶有暴力色彩，或者急於求成的人帶來一些口實，或者給他們帶來很多可令他們發展這種思想的一些因素。因此在這樣的現實局面當中，我們更應該為了民主的長遠利益設想，為了整個社會秩序不致於完全的崩盤，對整個社會和全體國民的心態，仍然需要盡心的思考，如何使這個國家平穩的過渡，而逐步的走向民主。因為中國的前途，我們尋求的不僅僅是權力的變更，而是制度的變革。因為權力的交替僅僅依靠力量的對比就可以完成了，而制度的變革和建構，它需要文化意涵和社會條件做出承擔。這是不會靠一些暴力活動，或是激進的街頭運動，這些東西是不能夠解決的。所以從這種意義上講，現在中國的社會更需要沈穩，更需要理論上的探討，更需要大家用一種理性的思維，來代替一些激進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