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12日 星期四 节目长度：40分13秒 下载mp3
高智晟妻子耿和及子女，在经历了撕心裂肺的痛苦后，于今年1月9号在朋友帮助下，经化妆离开北京，甩开了警察的跟踪。一周后到达了泰国。途中历经万般惊险，翻山越岭，跋山涉水。在美国政府的帮助及保护下，终于于3月11日踏上了美国的自由土地。12日上午耿和在美国接受了希望之声记者易凡的采访，下面请听采访录音。
记者：请您讲一下您在中国出走之前的一些情况。
耿：在这之前就是说那个对高律师这种严加的看管是不是，长期对我们家的跟踪呀、监视这种手段，让我们跟外界隔离，就是说也没有通信手段，任何人到我们家来也是不行的，我们也不能出去跟任何人朋友接触，一旦接触会有麻烦的，想把我们家彻底孤立起来，这种情况下发展到去年的九月份不让格格上学，格格精神压力很大，情绪也不稳，新陈代谢也紊乱，浑身呀晕过，那种 骚痒那种病吧，看了许多医院也看不好，说是情绪紊乱造成的一种代谢失常，是这种，然后就因为不上学，又在家，然后她又经常情绪很低落，发脾气，自残呀、自杀的趋向都有，所以我和高律师就特别着急，没办法。为了孩子应该就想一想办法。
记者：能不能再讲一下高律师的情况，因为大家都非常关注，您现在知道他在哪里吗？
耿：我现在不知道他在哪，我们一直和他没联系过，我一月九号离开北京的时候也没跟他，一月九号的时候就是说那个朋友要帮助我们离开，我知道这消息以后离开得很远，大概很难跟他见上面了，但是我也没跟他沟通这事，我就给他留了个条子，留了个条子我就失踪了。我和孩子就离开了，再也没联系一直到现在，但是据说二月四号吧，我们在第二个国家的时候听朋友说好象他又被抓了，当初化妆，（我们化妆甩开了警察才离开了家）在朋友帮助下化妆甩开警察离开了…
记者：其实外界一直也不知道您的情况，一直也是非常关注，但是一点讯息都找不到。一点讯息都不知道你们那边，完全就封闭。你们跟我们也封闭，我们跟你们也封闭。完全就不知道您的一点讯息，那就象刚才讲的每天那些心情跟你的一引起经历跟我们讲一下，在北京的时候。
耿：在北京就是因为格格不让上学，在家呆着，就是说去年的九月一号以后到现在。
记者：那之前在上学的时候在学校里面被欺负的很厉害。
耿：对，学校的老师给他们全班就说了，哪个同学都不能带手机的，如果带了手机以后出了事以后学校都管不了，那是由公安局管，就这样那种吓唬学生那样，全班都不能带手机，计算机课就是为了控制就是说担心格格跟外界取得联系，全班的计算机课都给停下了。全班的计算机课都不让上。
记者：那小朋友会不会孤立格格，因为都不能用手机，不能上.
耿：这是肯定的了，同学都孤立她，不跟她在一起，老师也孤立她，老师也鼓励同学要是跟她玩得近了，跟她走的近了，你们离散布就很近了。
记者：那对格格造成的影响是什么呢？
耿：对耿耿的影响就是回来脾气很大，也没心思学习，根本就不学每天，每天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面也不出来，也不吃也不喝，还不让家长进去，不知道在干什么，很低落，也就是说也很发处上学，因为每天上学都会有四、五个警察，她每天很发愁上学的，去了以后车里面警察就会污辱高律师，不家污辱胡佳，有一次污辱就特别气人，他们看路边就说有一个同性恋爱，他们就说你看这个同性恋，一个象胡佳，一个象高律师，就气格格，格格要是在车上跟他们顶撞的话，他们就那种讥讽、污辱就更大，要比如是放学了以后呢，格格要是出门出来的晚了，他们就会很生气，就让她赶紧走，要是格格不愿意，他们就会去拽着她，其中有一次好象是学校补习放学有一点晚了，格格想跟同学想吃点饭再回，他们不让，格格非得在那吃饭，可能做下去还没吃呢，只把饭要上来以后，他们就让格格走，格格就不走，把饭也给打霍了，格格晕在车上拉回来的。对格格的伤害很大、很大。因为我的精神也是很糟糕的，也是就是说我们二情绪都特别糟糕，所以很难互相安抚，安抚做得很少。
记者：您刚刚提到格格自残，她怎么样自残。
耿：她就好象她桌子上有制作小手工的小刀子，在桌子上她没事就愿意在胳膊上拉，她愿意拉，她就乐，拉了好象就特别觉得舒服，这胳膊上边部分拉过一次了，拉过一次都给长好了，这下面是第二部分，拉得指法不对这皮肤到现在都没长好。她自残有三次，有一次自杀被我们发现了，格格割了自己的动脉血管，割的时候她看着血她就笑，我们也是无意中到房间看到，我们这时候就难受得不行，我们就是要为了孩子我们必须要想办法走出去，我们为了孩子必须要走出去，要不然我们真得太对不起孩子了，在我们手里面，就是有这个决心，就是才把这个事在配合帮助下一步一步走到现在。
记者：高律师对他打击也很大是吗？
耿：对的，对高智晟打击特别大，高智晟感觉特别对不起孩子，但是也是对她老是做工作，做工作，好象因为长期孤立我们家吧，我们家不跟外界联系，好象我们不知道怎么的，我们自己的情绪都不是特别好，我情绪是这样，我觉得我们老高的情绪他也不是特别好，他有时候能耐心地跟格格说，有时会没耐心打她，因为自己有时候特别的后悔，但是这都没办法，情绪都很糟糕的，都是这样。
记者“对天宇的影响是什么，这么小的小孩也能感受到，警察好象也监视他监视得很厉害，是吗？
耿：对，天宇一直能上幼儿园，在高律师被抓的那段时间，天宇上幼儿园是由四个警察和我去把天宇送到幼儿园，然后再把他接回来，这些人都会走到天宇的幼儿园门口去接，送也是这样，接送都要走到门口，所以老师跟家长都特别用另眼看我们，就说过天宇你真幸福这么多人来接你呢，接你六七个人特别幸福，就这么说我们，别的班都没有，就他的班级挂了摄像境头，所以天宇到最近零八年后半年情绪他就不好，他就不愿意上幼儿园，他老说小朋友和老师不好的这些话，他就不愿意上幼儿园，可能在幼儿园会有老师和小朋友对他会有些说他不好的地方。
记者：好象警察还是，以前我听高律师说过警察打着强灯对他拼命地拍照。
耿：就是半夜抄我们家的时候，好几种灯就光照他，我们家墙上有天宇随心所欲画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他们也很劲照，也很劲照天宇，天宇很紧张，他也是吓得就跑，吓得就躲，很紧张。
记者：您觉得对小孩子整个性格影响怎么样，他们这么小就受到这样打击.
耿：反正是天宇最近就是给 ，所以就是说这是我很难过的地方，天宇有时候就不能听山东，或者从电视里面听到山东的东音了，他就会说我爸爸又到山东了，到山东的意思他把监狱当做了山东，如果到了山东就进了监狱，就象这一次有些人说爸爸被抓了，爸爸被抓了他就说妈妈，爸爸是不是又到山东去了。就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你怎么改变他们起不了，我现在就不让格格说一切关于她爸爸的事，就不让她提她爸爸，一提到她爸爸就会又会牵动这些事。
记者：能不能讲一下对高律师的迫害，看到他写的这篇文章迫害得很厉害，那你了解到的情况跟我们讲一讲。
耿：我作为他的妻子吧，这次我是不是特别愿意出来，因为当时我想就是说我愿意照顾他，他这次迫害就是特别厉害，好象长期的用烟熏他的眼睛，他的眼睛几乎是二十四小时流眼泪，动不动就流眼泪，好象在失控的状态下流，所以他就会经常的用手去擦，就会擦眼泪，动不动眼睛疼都没有办法，就很影响什么事都做不了，比如说看张报纸也就没完没了的流，擦得眼角和整个皮肤干干的，我就说拿热水服会好一些，所以他每天的拿热水服也没见效，然后就是说他那个腰也是长期地坐硬板凳，他的腰也很糟糕，他每天早晨起来以后腰都动不了，他都这样站着调整调整才能走路，他要蹲下来拿凳子都要找好姿势蹲下去，找好姿势再起来，就这样子起来都很难，想好了调整，调整完了才能作，得有这么一个过程。他的肠胃也很糟糕，在那里面呆得肠胃也糟糕，不管多热的天，他就喝那种温热水都要拉肚子，必须要喝热的，但是开着的，太烫了喝了也拉肚子，一冷一热都拉肚子，饭也是每次做好了以后，他明明不饿，但是他要吃好多好多，吃了以后受不了又要去拉肚子，他就老感觉到在那里吃不饱，到这能吃了不由自主，他就不知道饱和饥了，就跟失控，他不知道饱和饥，吃好多吃了就拉，拉了以后他还吃，他就说他饿，就是在里面给他饿出问题了，就是说饱了也是这问题，饿了也是这问题，感觉就跟失控了一样，在吃的上面。
记者：有段时间高律师在狱中绝食，然后他说那个警察跟他讲，那三天三夜他绝食，你们也没有东西吃。强迫他不绝食，结果他回到家里发现你们真的没有吃，
耿：有，也是在这几天，就是说在家里面我跟格格被软禁在家，然后就是说那些警察搜查了家以后，等于是把所有的东西，律师事务所的档案呀，我们的财务一些报表呀，存折呀，摄像机等全部给搜完吧，搜完以后警察就说三班，二十四小时在我们家住，一个班有六到七名警察，二十四小时住在我们那，所以我就要求知道高律师的情况，他们就不跟我讲，不讲我就绝食，绝食应该有三、四天。每天他们会劝我喝水，我就不喝，所以他们记录很详细，今天吃东西了没有，几个小时没吃，他在家里干什么，就一分一秒都做值班的记录，到了三天以后他们就强迫我喝水，你要是喝水，喝了多少水就跟你讲高律师的情况，然后可能到了第四天，我就答应喝了二口水，他们就讲高律师在山东被抓现在押送到北京，然后就讲这些，在这期间格格也是断断续续地绝食。
记者：有没有警察不让你们喝水，不让你们吃东西。
耿：可能是对格格有，在我这没有。
记者：我听高律师讲你也试过自杀
耿：因为格格的那种心情，每天就是这个样子，我有一次被打了，那一次是零六年十一月中旬的有一天，我出去到一个市场去，他们就跟踪，跟得很近，我就说应该离我远一点，他们说我们没有跟踪呀，我说你没有跟踪，我说那好我就试了二趟，你们没有跟踪这是什么呀，他们说操你妈事多，男的立马就给我一巴掌，他们坐另一个车过来，下来一个人抱着我，一个人打我，在路边，我一下车站，他们有二个人是跟着我坐公共车，然后公共车旁边，后面还会有一辆车跟着，车里面还会有人，车里面下来人打我，牙齿也打掉了一颗，满脸流血，就这样，我到市场转一下打的就回来了，我那天把我的头发抓得披头散发的，然后我的衣服都给我扯得烂烂的，扯得碎片这种情况，然后我回来了，回来以后一会儿格格就放学了，格格一回来看我这样子，格格就拿着她的琴架子要冲出去要打他们，我就拽着格格，格格不能这样子，如果这样的话他们会更打咱们了，因为那时我们孤儿寡母，我实在没办法，天宇才三岁多，我妈妈七十岁了在我这，所以我们实在就是说也真是害怕，因为随时随地你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在我们家有一群警察吧，我们家的门口也有警察，我们家是二楼，二楼到三楼的位置也有警察在那值班，然后我们家的二楼到一楼的拐角都有警察，所以他们一到晚上门口的警察跟楼上的警察说话，或者门口的警察跟楼下的警察说话，我们都能听到，有几次我特别害怕。他们把电和电视经常给掐断，然后说一些恐吓的话，我就在里面很紧张，要是听到有人敲门，我都会害怕得浑身发抖，所以格格去打他们我是更害怕，我说这样的话弄不好又要抓格格的时候，格格上不了学怎么办。
我就这样就不让，那时我跟格格为抢那个琴架子，我们琴架子的铁管子都给扯断了，不知道哪来的那么大劲，都给抢断了，然后我跟格格抢得全身都是血，你不由自主，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能让格格这样去打他们，要出了什么事再把我跟格格再抓起来，我们又那什么，就这样想不通，说也不能说，做也不能做，就是想不通，我就跟格格说，你看好天宇，我要开煤气非要把房子点爆炸了，我说咱不活了，格格说妈妈你别死，你死了我怎么办，真的是这样子，想把房子点着了，因为家里面一点没有碗，、没有剪刀、没有菜刀，一切都没有，就是织毛衣服的针全都给我们搜走了。所以我就这么说。
记者：就是所有人都跟你们隔绝了，你当时有试过去找外界的人吗？
耿：就是说有这个想法，但是确实没有这种机会和这种可能，比如说我要买菜的时候，我们那个市场菜厅应该有四个门，我都是进这一个门，买完东西，从另外一个门出去，再从另一个门进来，经常转转几圈，我就想能不能碰到熟悉的面孔，意外的捡一个手机呀，或者别人看到我以后给我塞一个条子呀，我就挺愿意寻找这么个机会吧，我就会买个菜在市场转很长时间，就这样子的。但是我要是给别人谁给差了一步呢，是会很麻烦的，我要走的不利就要掉他们下去，比如有一次都零七年的一天，我去买小灵通号，我还没等他开通就把钱给了，我说买个小灵通号，我等十分钟来取，我一走了以后，我把菜买回来以后我来取号的时候，那人就说你刚走有一个警察就出示了警察证要把你这号调走，所以就说我不可能买手机，买什么号，那个时候在我旁边有很多小话房，如果我打了电话以后他们就立马随后就出去把那个号给全调了，那就当着我的面，一点都不忌讳说我要打完了我走了他们再去做，我在打的过程中他们已经进了，已经把 上了，你就看着没有一点好心情。
记者：你就感觉警察也住在你家里，然后一切的跟踪，你就一切都没有任何隐私。
耿：根本就别提隐私，离你很近、很近，就感觉到你要买菜，他都会看你手中多少钱的。
记者：当时我听说天宇上幼儿园的钱都不够，家里很紧张。
耿：因为那里家里搜查，家里就剩下三百块钱了，然后我觉得那时候完了以后就紧接着天宇也病，格格也病，因为贫血，心情都不好，然后就老病，也就没有钱，但是我就老管他们要我们家的存折，他们就说写完了再说，或者就是说你要是表现好了我们就会。其实看病是怎么看的，因为看病他们也是跟着吗，到最后借他们的钱，然后再还这个过程。但是就是说，我跟你讲，你看合适就写。
到最后我们家有一个小卡，没有搜走，搜的过程中给掉了，我就刷卡，那个好象有几千块钱，就是说小小的卡救我出去的，就是靠那个卡走出去的。
记者：因为所有的这一切，而且我听高律师讲好象就是说他们一直用你们做人质来威胁高律师，让他服从他们。
耿：对，尤其是那个第二次被抓，去年九月二十七号被抓，他们就说了，抓的时候就这么说因为我没有起到监护的责任，想把高律师叫去，叫你二天，但是第二天我发现他跟踪我跟踪得特别紧，我就发现情况不是特别妙，他们也说你要是不往外面讲，外面人都不知道的话应该是没事的，高智晟过二天就会回去，但事后没有二个月，高律师回来了。高律师这么说如果我们不跟外界取得联系，我们在家里面就这么弄他们会对高律师好一些，如果外面一旦知道，我们家的风吹草动一旦知道的话，就会对高律师不客气，对我们不客气，所以就说格格的上学这问题出现了，如果再这样天宇也不要上学的问题。
记者：那最后您下定决心就是要离开，然后这一路从北京到泰国，然后再到美国是不是很惊险。
耿：对，做这个走的决定让我撕心裂肺的做出决定，因为我又要面对想照顾高律师，又面对孩子天天在家...为了孩子舍去高律师，想带着孩子迈出这一步。因为高律师我想他要知道了，他应该也很欣慰，我带孩子做出这个决定。最起码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我觉得。要不然他们（中共）老是对我们提些要求。所以说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撇开了警察，从北京走到泰国，是16号到的泰国。这一路很惊险，也不能做飞机，翻山越岭的，又过河又过桥的。
记者：天宇还这么小，你怎么跑。
耿：但就是老感觉说如果不往前走的话，就没有退路了，我们后面没有退路了，我们只能往前走，那要到了泰国以后，我们也是换了五、六个地方，我们发现了有人敲门。我们不管换到哪个地方都不能出门，就是在房间里面。所以说，在泰国孩子没有可看的电视，没有可玩的东西，也没有书籍。所以，孩子脾气性格就更糟糕。其中有一次，格格就给跑了。受不了这种压力。格格跑了有30多分钟。找到格格后我们都抱头痛哭。再别出事了，我说我们离开北京，这一路太不容易了，多少朋友，我们走到这步不能再出事了，再出事了就太..。
记者：那跟我们讲一下由于美国政府的营救才来到美国，你们的感觉怎么样
耿：我们感谢美国政府能这么快地来接触我们，从泰国到美国这一步，然后中间的转机呀，他们对我们转机的这种接待，很认真负责，也很安全，对我的安置我也特别满意，首先应该感谢，也感谢一些部门对我们的事情的关注。
记者：您来到美国这里，你是昨天早上差不多八点多到的美国机场，您踏上美国土地的时候您有种什么感觉。
耿：我一到这了，我就这么想是不是格格能大声的说话了，天宇也能跟小朋友玩了，所以现在天宇就会养成这个习惯，妈妈我能说话吗，我能出去吗，都要会问我的，所以我们在那个环境下好象那种不讲话，不说话，不能出门，就成为我天天给孩子说的这种，一到了美国我就说你可以讲话了，你可以玩，人家跟你说话你可以回答，他就很自由，很轻松了，所以我们一路走泰国不让孩子说一句话，声音大了也批评，人们一听到了我们是中国人，来找我们。
记者：那您对高律师情况一点都不知道，您担心他吗
耿：担心，我一月九号跟他离开了，没有他的一点消息，我也想我要是到了美国以后中共这头又要添乱吧，或者不好的话可能又要严刑酷打，我真是很担心他的身体，他的身体糟糕了，他的身体不如三岁的孩子，别说三岁，不如三、四个月的孩子的食欲和肠胃，我带天宇照顾他吃呀，都感觉很轻松，但是给他做事很难，很累，他的身体是很糟糕，我有时感觉就跟纸做的一样，就是这样。所以很担心他的一些身体状况和他的环境。
记者：您就给他留了个纸条就走了
耿：对，因为我是不忍心让他知道我们走，我觉得我没法去给他说，我们没有脸去给他说。把他放在家里我们走了，是因为我们常说我们家四人在一起，我们觉得就是最幸福的事，可能对常人来说一家人在一起都是正常的事。我们感觉很难，在一起的时间会很短。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有谁会离开这个家。所以，我们都特别珍惜在家的时间。
我就是听一种声音，所以我从一楼就能辨别出 我们六楼上所有人的脚步声。每个家上楼梯我都能听出来。所以我就说，过我们家门我才能踏实，一旦没有过我们家门，我常紧张。就一直要盯着门口。就是这种紧张的心情。成了我生活中的一种常态。比如，我要出门我就要想着，我要是一开门，就要看看我们家门上有没有插个小广告呀，垫子上有没有谁给我留个条子或者信息啊、或者能拣个电话卡啊。经常做梦，感觉到我会突然间拣个手机，一个小灵通。我觉得这都我最大的心愿，真是这样，好象是到处的找，有时高律师也是他特别担心我，比如说我无意中要是甩掉了警察的话，我就会跑很远的地方，我都会跑出南五环、南六环，离开我们家3个多小时的地方去打电话去，我就要看看来知道一些消息。其实有一次无意中把警察给甩掉了，一摸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很生气，说我也不能回家拿个路费跑出去，然后就很生气，就这样，所以以后每个衣服都会放点零钱，外一哪天发现把警察甩掉了，我就能出去就能打个电话呀，从朋友那了解一些信息呀，但是这种情况下我和高律师是没法说的，所以有时我会很晚回来，有时候会五、六点钟出去，出去以后一下子甩掉了，再也不回来了，所以我们家每天都是你等着我，我等着你，不知道在路上出什么事，有时我就这么想，我生活在现代文明的北京，我觉得我特别的难，没有通讯，不能跟别人联系，什么事都要靠原始的地方，走几个小时的地方才能获得一点消息，真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很难。所以格格也是这样子的，格格有时一出门我在家特别担心她这种心情，有时比如格格一分钟没回来，她一敏感，不回来呀有时坐公园里面很晚都不回来，都很担心，也没有办法去找她，你也联系不上，也不能去找。有一天格格放学了，放学以后她很晚没回来我就很担心，我到学校去找她去了，整个楼都黑了，我也不怕，随便地问老师，因为问多了以后老师都就会印象了，这么晚了还没回去，当时都七、八点我都没办法，有一个都从楼里出来了，老师请问一下今天上乐器班的耿格格还在学校吗，他说耿格格早回去了，真是的，我就觉得你看看回去了，回哪了我都找不到，因为都没法联系，你也不能问同学，你问了同学以后同学也不可能告诉你。后来找到了，格格她就等于是那天上长笛，跟她的警察就坐在她教室的后面，所以就发生了不愉快，格格可能不愿意他们坐在她的后面，然后就是说警察跟老师还挺关心的，格格就很生气，格格放学以后就不愿意回来，在公园里坐到很晚都不回家。
记者：在去年的时候北京开奥运会，那在奥运会之前你们家就被带离了北京。
耿：对，七月二十四号他们就让我们离开北京，就到了新疆，八月的二十七、八号回来，就说让格格回来上学，一回来以后又说又要开什么会，奥运会后面就是残奥会，我记得，他们又是把我们给带离了北京了，我觉得那是一个郊区的地方，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晚上把我们带去的，我们不知道是哪，在个小的招待所，就不让我们出去了，吃呀、住呀都在房间里，呆了一个多月。
* 照片由本台记易帆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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