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疑问：既然中国政府如此腐败，为什么它的统治还能维持下去？著名社会学者何清涟女士用“腐败容忍度”和“腐败安全度”这两个概念，对此做了详尽的分析。

腐败容忍度是百姓民众对政府和官员腐败的容忍程度，腐败安全度是政府和官员腐败的安全程度，何清涟认为目前中国社会的民众的腐败容忍度在降低，而官员的腐败安全度在增高。

她对民众的腐败容忍度进行了分析：“腐败容忍度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方面考察：一是多年来的民意调查老百姓对腐败的看法。第二主要看腐败是否危及民众的生存权利；三是看底层为权力斗争社会动乱爆发的频率。从这三个方面可以看出民众现在的腐败容忍度是越来越低了，这和我当年发表《现代化的陷阱》时完全不同了，那时普通民众认为贪污腐败和自己没多大关系，拿的都是国家的，现在就不同了，从九十年代后期，国有企业倒闭导致大量工人下岗。在城市房地产成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拆迁越来越普遍，有三百八十多万的民众在这十年内失去住房。在农村（四年前数据）有六千万民众失去了土地，已经危及到民众的生存权利，底层的反抗和暴乱越来越多，数量从2003年的5万8千多起逐年增加到去年的8万多起。从对中央党校地厅级学员的调查报告显示表明，前些年他们并没有把腐败当成威胁中共统治的根本因素，排在第五位，但去年腐败却成了影响社会和谐的头号大敌。这说明民众对腐败的容忍度已经逼近了极限。”

对于腐败安全度的升高，何清涟分析道：“适用于统治者的是腐败安全度，亦即我以往强调的腐败受惩率（即腐败者要为腐败付出的机会成本）。受惩率越高，腐败安全度越低，二者成反向关系。计算这一点有较大困难，因为在贪官落网之前，研究者永远不能确指贪官污吏在公务员中占多大比例，那种“将科长以上官员排着队逐个枪毙，肯定会有冤枉的；两个里面枪毙一个，肯定会有漏网的”，最多只是一种对腐败严重蔓延的形容，不能拿来做为研究依据。但有趣的是，官员的腐败安全度并未降低。这里只用近几年腐败高发领域国土部门的查办案件资料来说明受惩率，据国土资源部不完全统计，2003年全国共查处包括历年遗漏案件在内的土地违法案件16.8万起，却只有134人追究刑事责任（还有738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受惩率不到1％。另一类可以用来说明官员腐败安全度高的例子是涉及社保基金的被贪污挪用，这些年中央收到举报有98起，只有十几起受到了处理，这说明中国官场的政治保护关系强有力的给这些贪官提供了制度性保护。使受惩率非常低，也就是说腐败安全度非常高。”

何清涟举例说明了中国政府和官员的腐败安全度如果持续走高，与社会对腐败的容忍度之间形成的剪刀差越来越大，其结果就是统治集团的自我击溃，民众则在这一过程中饱受煎熬：“近些年尽管有一些贪官逃到海外来了，黑龙江的高山案据国内说是贪污了3亿多资金，但据加拿大的出入境记录他带走的只有5千万，而且加拿大按程序要求中国提供高山贪污腐败证据的时候，中国方面总是有意不提供完整的资料。使得加拿大无法在司法上把高山作为贪污犯递解回中国，这样就保护了高山在中国的同伙。中国体制的危机一定要民众的腐败容忍度和贪官的腐败安全度形成一种巨大的剪刀差，最后使统治者自我击溃，像发展中国家那些独裁者、贪污腐败者、那些强盗型政权由于没有信誉、民不聊生，最后统治者内部会发生许多矛盾导致摩擦加剧，发生政变等等。由于中国政府容纳人类历史上最坏的三种统治形式：政治高压、特务网路、警察统治。这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社会将慢慢的溃烂下去，但社会将付出高昂代价，在这一过程中，人民将饱受痛苦。”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方亮采访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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