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宣傳唯物論



無神論作為黨文化的基礎，摧毀了人們對神的正信，而讓中共能夠為所欲為。但是，中共還要走得更遠。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作為共產黨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黨文化的另一塊基石，被唯物論洗腦的中國民眾看到的世界和歷史同過去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論不過是很有爭議的一個哲學流派。出版商愛德華．伯恩斯坦曾把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手稿交給愛因斯坦，請他發表意見，看這部手稿是否應該付印。愛因斯坦看過后對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不以為然，認為“要是這部手稿出自一位并非作為一

個歷史人物而引人注意的作者，那么我就不會建議把它付印。”“因為不論從當代物理學的觀點來看，還是從物理學史方面來說，這部手

稿的內容都沒有特殊的趣味。”但是，共產黨卻把馬列主義當作了“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成為教科書里的必修內容，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



馬克思辯證唯物論中的唯物論和傳統的唯物論還不是一回事，他認為傳統唯物論不過是一種唯心的哲學，馬克思的唯物論認為，為了用來改造世界，哲學應該停止紙上談兵式地認識世界，哲學必須參加階級斗爭。到此，這個唯物論已經不單單是一種哲學，它不但預測了所謂從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的歷史進程，還認為達到共產主義必須靠暴力革命。



共產主義理論在出現的時候是充滿了理想主義色彩的，要在人間建立“天堂”的理想吸引了無數熱血沸騰的人加入其中，其結果是紅禍流布十幾個國家，十幾億人被奴役，上億人口死于非命。僅用暴力維系的政權不會長久，共產黨在“壞事做絕”的同時還要“好話說盡”，即需要用謊言為血腥的殺戮提供某種“合理性”的解釋。這種謊言經過精密的共產主義理論包裝，顯得如此美妙和貌似完備，它不僅為殺戮辯護，還必須對政治、經濟、軍事、法律、科學、教育、社會管理、醫療衛生，乃至住房、養老和家庭生活等方方面面都提出一套指導和控制的理論，對于歷史也要提出它的一套解釋。另一方面，中共要對社會各個行業、各個微細胞進行全面控制。



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正好為共產黨的暴力革命和斗爭哲學等等具體行為提供了理論指導。



黨文化的“唯物主義”最初表現為“暴力崇拜主義”。因此我們看到——

馬克思：“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



恩格斯：“機關槍、大炮是最有權威的東西。”



列寧：“暴力比100次辯論更有效。”“國家是階級壓迫的工具。”



毛澤東：“槍桿子里面出政權。”



林彪：“政權就是鎮壓之權，有了政權，百萬富翁，億萬富翁，一夜之間可以打倒。”



現如今，黨文化的“唯物主義”進一步派生出“物質崇拜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最終引向“唯利主義”，它引導人走向真正的道德墮落。當代中國眾多的人，包括許多“知識份子”在內，匍匐于中共的暴力鎮壓和金錢收買政策之下，成了徹底的“唯利主義”者。



迷信暴力和金錢的中共不理解信仰的力量，它對鎮壓的信心也來自于它的“唯物主義”。



唯物主義否定道德的作用，認為沒有超越于人類之上的普世道德。所謂道德都是從屬于某一個階級的，而在中國，道德的定義者和闡述者自然都是共產黨。中共在歷次政治斗爭中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的做法徹底顛覆了普世道德。“道德多少錢一斤？”此乃黨文化教育出來的“唯物主義者”典型的思維邏輯。



唯物主義造成了對生命的漠視。由于不承認人的精神要素，只承認肉體要素，恩格斯認為生命不過是蛋白質的存在形式。一個人死了，不過是一堆蛋白質改變了存在形式而已，沒什么大不了的，這是共產黨殺人的重要理論基礎。



唯物主義直接否定了良知的作用。信神的人做了惡后都會良知難安，恐懼于神明鑒察、因果報應。而無神論者行惡卻沒有任何顧忌，正如毛澤東所說“徹底的唯物論者，是無所畏懼的”。如果沒有了神，能夠懲罰人的只有人間的暴力，特別是當一個人或組織本身就是人間暴力的掌握者，那么還有什么惡事是不敢做的呢？



而更重要的，是善惡道德等價值評判，從超越人類世俗存在的神和天意那里被剝奪，而完全成為世俗權力的一部分，再隨著世俗權力的墮落和聲名掃地，最后完成了以個人利益來判斷善惡好壞的價值觀轉變。



黨文化認為“物質決定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因此經濟發展必將導致政治文明、民主完善、法制健全、道德升華、文化繁榮，這種徹底的黨文化“唯物主義”思維方式，已經被我們親眼所見的與幾十年改革開放伴生的政治腐敗、專制橫行、道德淪喪、文化凋零、司法系統淪為專制幫兇等現象徹底證偽。



中共用經濟發展為自己辯護的時候常常陷于一種兩難的困境中。當你指責中國民主與法制建設缺位，信仰、言論、結社等基本自由被國家暴力殘酷而無恥地剝奪時，中共會以經濟不發達、教育水平低、人民素質差為理由。

果真如此嗎？



“我們再不應該以為，只要船堅炮利就能算是強大的國家。我們必須看出，民主本身就是一個力量。一切財富，一切國防的武器，只有和民主結合在一起，才能算是真正強大的力量。”“他們以為中國實現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們希望中國人民知識與教育程度提高到歐美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那樣，再來實現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訓練民眾。”

這兩段切中時弊的文字，出自中共自己的機關報——《新華日報》，只不過印刷時間分別是1944年3月5日和1939年2月25日，針對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戰時特別狀態所作的批判。



可見，中共在奪取政權之前，從來不認為民眾的經濟狀況和教育程度是實現民主的障礙，而現在的經濟狀況和教育程度總要比抗日戰爭或國共內戰期間好得多，怎么反而成為障礙了呢？



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高喊“唯物”的中共，本身就并不“唯物”。講究“物質決定意識”的中共，從來都把作為意識形態的宣傳部門看得比農業部門要重要得多。在唯物主義的旗幟下，中共卻一再犯著“唯意志論”的錯誤——“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等等。彭德懷因認為這些口號“浮夸”、“小資產階級狂熱”，以及不符合經濟法則和科學規律，被毛澤東將其打為“反黨集團”，并在全國開始“反對右傾機會主義”。最后直接導致了三千多萬人餓死的大饑荒，這實乃中共“唯心”的結果。



1960年林彪提出：“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這是我軍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向，也是整個軍隊建設的方向。”“四個第一”的提法將思想置于物質之上，毫無疑問屬于“唯心主義”，毛卻夸獎說“誰說中國人沒有創造？四個第一好，這是個創造。”1964年2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全國都要學習解放軍”中大力提倡“解放軍大抓政治思想工作，堅持‘四個第一’的原則……這些都是解放軍無往而不勝的原因。”



時至今日，中共還在吹噓“三個代表”，聲稱這幾十個字“形成了一個系統的科學……”是共產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中宣部部長稱“必須下大力氣使‘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深入人心，成為廣大干部群眾的行動指南，成為我們各項工作的根本指針。”以至于在某農村墻壁上，都赫然出現大標語——“用‘三個代表’指導我們的屠宰工作”。



無論是“唯物主義”和對民主的講述，都被置于共產黨的另一大理論系統中，這就是辯證法。辯證法的功能，是如何把“白”說成是“黑”。因為“白”有不同的“白”，因此白有白白、灰白、深灰白、黑白等等不同的分別，所以一般人認為的“白”，大部分屬于灰白和黑白，因此，相對于白白來說，大眾認為的白實際上是黑的一種。“白”于是變成了“黑”，最后，白變成了比黑還要黑的黑。這種白馬非馬，灰白非白的游戲充斥在共產黨的話語系統中，并且被大多數人潛移默化地接受。因此，跛足的市場經濟被稱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共的獨裁專制被稱為“社會主義民主”，專政成了“人民民主專政”，侵犯人權成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理論”。總之，在附加了前綴之后，便可以任意修改原詞的定義。這類被“辯證”過的荒謬概念過去在中國大陸泛濫，今天仍然在繼續發生。







（希望之聲粵語台，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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